【弘博名家】苏东海：博物馆理论研究需要从博物馆发展实践着手

21世纪以来，我国的博物馆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高潮，博物馆理论与发展研究面临许多新的重大课题。博物馆学家苏东海先生认为：博物馆理论研究需要从博物馆发展实践着手，博物馆发展研究要重视发展战略和时代主题的研究。本期弘博名家推荐苏东海先生的一个专访，从理论高度来谈谈博物馆发展。

苏东海（1927年2月～），江苏徐州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原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部主任，有着丰富的博物馆工作经验和深厚的博物馆理论与发展研究造诣，成果卓著。

毛颖、龚青（以下简称毛、龚）：苏先生您好！很高兴能对您做这个专访。和我国很多博物馆学的学子一样，我们都是读着您的论著进入这个学科领域的。多年来，您在博物馆的基础理论和发展研究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因此，我们想就这两个方面向您请教。首先我们想简要梳理一下相关的几个名词，如博物馆学、新博物馆学、整合博物馆学，它们体现了博物馆理论研究与博物馆发展之间怎样的一种关系？

苏东海（以下简称苏）：博物馆学、新博物馆学和整合博物馆学不是几个不同概念的问题，而是不同学派的问题，是由于在博物馆发展中出现思想和理论上的分歧而形成的不同的理论体系。博物馆学或称传统博物馆学是传统博物馆研究的产物。有博物馆就有博物学，有博物馆研究就有博物馆的理论问世。博物馆学在20世纪以前已经成为事实，不过那是近代博物馆学，而作为现代的一个学科的现代博物馆学则在创建中。现代博物馆学的学科建设始于1977年国际博协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的建立。这个委员会逐渐聚集了一批既有博物馆实际经验又有现代科学知识背景的理论精英，开始学科建设。1982年维诺·索夫卡（Vinos Sofka）当选委员会主席后，领导委员会有计划地搭建现代博物馆学体系。经过10年的努力，仅学术论文材料就汇集了30 卷。到1988年，委员会宣告他们的研究已经搭建成了学科的理论体系，极大地提高了博物馆学的地位，并导致了博物馆实实在在的振兴。1994年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在中国召开，进一步深化了博物馆“物”的研究。之后，博物馆学的基础研究开始滞后，转而发展了一些现实课题的研究。

新博物馆学兴起于20 世纪70 年代，这是在博物馆改革深化中，一批具有批判精神的年轻的博物馆理论工作者发起的，它既是对博物馆现实强烈不满的结果，又是一种对博物馆发展充满理想的运动。我认为这一运动对传统的批判是有力的，但完全否定传统则无法立足，结果它在国际博协体制外漂浮着。21世纪以来，传统博物馆学界与新博物馆学界有重新走到一起的苗头，于是在国际博物馆理论界出现了整合博物馆学运动。

由此可以看出博物馆的理论发展和博物馆发展的因果关系。理论是对博物馆发展的认识，认识的不同导致了理论的分歧，所以研究理论要从博物馆的发展开始。

毛、龚：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博物馆基础理论研究早在20 世纪50年代就已受到高度重视，并以其独到的观点为国际博协博物馆学专委会主席冯·门施（VanMensch）所肯定。您作为中国著名的博物馆学专家，对中国博物馆理论作过深入研究，请您简要回顾和总结一下中国博物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情况。

苏：博物馆理论是博物馆实践的产物。中国博物馆的理论研究也是随着中国博物馆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中国博物馆产生于20世纪初，到20世纪80年代，已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30 年代、战后的50 年代和当时的80年代。20世纪30年代，我国博物馆事业有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1928年我国博物馆仅有10座，1936年就发展到77座。博物馆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博物馆学研究随之兴起。1935 年成立博物馆协会，编印《博物馆书目》；博物馆专著也陆续问世，其中陈端志的《博物馆学通论》，参阅了10种日本博物馆学著作和21种欧美博物馆学著作，视野十分广阔。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博物馆事业富有希望的年代，是博物馆学在中国兴起的年代。可惜战争中断了这一富有希望的进程。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博物馆事业进入了第二个发展时期，博物馆学研究也进入了再兴起的新阶段，特别是1959年以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10座大博物馆的建立达到50年代的发展高峰。50年代博物馆建设学前苏联，博物馆学也学前苏联，承袭前苏联的理论和经验。《苏联博物馆学基础》就是那时的教科书。1956 年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讨论了博物馆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产生了博物馆“三性二务”的中国定义。20世纪50年代可以说是博物馆学普及的时代。

20 世纪80 年代，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博物馆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虽然比西方国家战后大发展晚了二三十年，但发展迅速，十几年间新建了1000多座博物馆。博物馆的理论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高潮。1982年中国博物馆学会建立，各省的学会也陆续建立，在理论上开展了对中国博物馆业务问题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10年间发表的博物馆论文有2000多篇，一些大部头著作相继问世，包括《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出版。20世纪80年代中国博物馆学研究出现了学术繁荣，远远超过了前两个发展时期。

21 世纪，我国博物馆进入新的发展高潮，许多新的重大的博物馆课题摆在研究者面前。实践在呼唤理论，但目前理论是滞后的，需要理论工作者更勇敢地面对时代的挑战。

毛、龚：您于20 世纪80 年代起将西方生态博物馆的理论引入我国并付诸实践，您本人也因此 被誉为“中国生态博物馆之父”。生态博物馆在西方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相形之下中国的国情则有一定的差异，对“生态”的理解和实践可能也略有不同。您曾根据国际和中国的实践，发表过对生态博物馆的定义，请谈谈您的这一理论概括。

苏：生态博物馆越发展，人们就越迫切地追寻它的定义。但是几十年来生态博物馆还没有形 成令人普遍满意的定义。生态博物馆的发起人乔 治·亨利·里维埃（Georges Henri Rivière）的定义是一篇优美的散文，他在冗长的描述中提出的镜子和工具的观点，实验室、保护中心、学校三功能的观点以及多元化特征、时空特征都为人们所接受，但不为人们所满意。一些研究者努力探索，试图作出自己对生态博物馆的解释。国际博协自然史委员会甚至推出这个委员会下的定义。1981年法国政府颁布了法国生态博物馆的官方定义，这个定义也很罗嗦：“生态博物馆是一个文化机构，这个机构以一种永久的方式，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伴随着人们的参与，保证研究、保护和陈列的功能，强调自然和文化的整体，以展现其代表性的整个区域及继承下来的生活方式。”2001 年我在内蒙古敖伦索木生态博物馆培训班上，把生态博物馆概括为对遗产保护的特征概括为整体保护、原地保护、自我保护和动态保护。当然，这只是一种归纳而不是科学的表述。2002 年我在《中外文化交流》上发表文章，进一步阐述了我对生态博物馆特征的表述：“生态博物馆是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形遗产、无形遗产进行整体保护、原地保护和居民自己保护，从而使人与物处于固有的生态关系中并和谐地向前发展的一种博物馆新概念、新方法。”2002年1月22日《光明日报》在生态博物馆的有关报道中引用了我的这段话。但我清楚这段话距离一个科学的定义还很远。

毛、龚：为什么会出现生态博物馆这一新的博物馆类型？它与传统博物馆是怎样的关系？两者为什么被称为两极分化？请谈谈您的看法。

苏：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遗产界对遗产保护的思想和行动日益扩大化、精细化、深刻化，影响着博物馆的改革思维。生态博物馆和随后形成的新博物馆学运动对博物馆界来说，就是与传统博物馆遗产保护理论与行动相对立的一种新思维。传统博物馆是把遗产聚集到博物馆来加以保护和使用，而生态博物馆则是把遗产留在产生遗产的原生地进行保护和使用。一个是生存于博物馆，一个是生存于原生地，所以是两极分化。这种分化是由遗产的 存在方式决定的，而不是由人主观造成的。可见，出现生态博物馆等新型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两极分化的趋势，是博物馆自身改革深化的结果，也是国际遗产界遗产保护思想深化的结果。我认为，在文化遗产地保护遗产的思想是遗产保护理念中更深刻的一种新思维，因为遗产和遗产产生的环境统一起来了。而遗产的主人对自己遗产的体验和感情，比别人要深一些。雨果·戴瓦兰（Hugues de Varine）称之为文化的血缘关系。他给我来信说：“一些学者、艺术家和博物馆学家错误地理解了蕴涵于这些文物本身的真正价值，或者只看到了它们的艺术价值。事实上，这些文物是根据各种宗教和实践的不同用途以及一套属于他们自己血统文化的艺术标准而创建的。”他还举出非洲传统的宗教面具和其他圣物为例证。我知道戴瓦兰一直是反对博物馆的精英路线的。他认为强势文化社会中的学者、艺术家的鉴赏能力，是达不到那些不属于他们社会的民族文化的原创境界的。当然这是人类学中的一个老问题，这里不展开论了。但他确实深刻地认识到了物与物产生的环境的统一性的意义。我与戴瓦兰的思想则不尽相同。戴瓦兰认为博物馆两极分化是新博物馆对传统博物馆的否定。他甚至在给我的信说：“生态博物馆，或者干脆就不叫博物馆。”我则认为博物馆两极分化具有积极意义，两种博物馆并存扩大了博物馆遗产保护的覆盖面，而且两种不同的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正在相互影响之中。我在和他的通信中谈了我对两极分化的对立统一的认识。我说，传统博物馆是北极，新博物馆运动和生态博物馆实践是南极，但它们并不遥远，地轴把北极和南极连在一起，如果我们看到了抽象的地轴线，我们就不会把北极和南极分开了。南极和北极同属于寒带，有着天文上和地理上的共性。博物馆的两极，在“博物馆”这面大旗下，对立着又统一着，共存共荣。戴瓦兰回信说：“您关于传统博物馆 和生态博物馆关系的理念和见解很有意思，足以引发很多有趣的衍生和争鸣。”显然他是不同意的。但在中国，两者在分化中互相补充、互相合作的局面正在富有希望地向前发展着。

毛、龚：目前，我国东中部地区的一些传统博物馆也日益具有生态（社区）博物馆的特色。这是传统博物馆与生态（社区）博物馆相融合、共发展的方向吗？因为，如何对文化遗产保护两极分化与博物馆两极分化进行整合，确实也是近年来博物馆界关注的问题。

苏：我针对生态博物馆和传统博物馆的“两极一轴”说，并不是指两者的融合而是指对立的统一。近年来，传统博物馆学和新博物馆学正分别改造自己的理论体系，既有对立又有包容，这是符合发展中的博物馆的现实的，前景也是令人鼓舞的。我在中国所作的努力就是要使两极接近，共同服务于地球的公转。我所说的“地球的公转”是从博物馆的统一性来考虑的。

毛、龚：您对当前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发展有什么看法？您认为生态博物馆理想真正实现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苏：在我国，只要政府愿意，建一座生态博物馆并不难，但巩固它的存在比建立它更难。难就难在文化的主人是否真的能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文化主人真正地站出来保护自己的文化，生态博物馆的理想才真正得到实现。我曾对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的同志说，文化的主人是否真的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是生态博物馆是否真的成为生态博物馆的试金石。文化主人的主人意识是一个文化自觉的漫长过程。广西的“1加10”的做法就是想唤起村民的文化自觉。当然，这不是短期内能办到的。现在国家文物局把生态博物馆纳入国家公共博物馆系列之中，也是一种使生态博物馆得以持续存在的保证。国家文物局原局（现 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编者注）单霁翔、副局长宋新潮都从理论和实际工作方面推动中国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的发展；我国的研究者对生态博物馆的研究也已经相当普遍、相当深入，政府、专家、居民的积极性都在上升。我对中国生态博物馆的新发展寄予希望。

（本文节选自《学人访谈》的《博物馆理论研究与博物馆发展方向_苏东海先生专访》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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